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經驗分享

～癌醫中心分院徐紹勛副院長專題演講紀要

Organ 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: Clinic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al Insights

～A Special Lecture by Vice Superintendent Hsu, Hsao-Hsun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

講者 / 臺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 徐紹勛

整理 / 臺大醫院倫理中心 杜俐瑩

PDF下載

壹、前言

臺大醫院倫理中心於2026年3月18日特別邀請癌醫中心分院徐紹勛副院長，主講「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經驗分享」專題演講。徐副院長為國內外知名之肺移植專家，現任臺大醫院癌醫中心分院副院長，並為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外科教授，長期投入活體肺葉移植領域研究，2022年10月帶領臺大醫院團隊成功完成臺灣首例親屬捐贈活體肺葉移植手術，為國內器官移植醫療發展樹立重要里程碑。

本次演講聚焦於心臟停止死亡後器官捐贈（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，DCD）之發展歷程與現行推動模式，並從實務執行角度探討死亡判定程序及倫理議題，透過臨床案例與國際經驗分享，進一步分析我國推動DCD所面臨之制度挑戰與未來發展方向。以下紀要內容經發言人確認，提供讀者參考。

貳、DCD的分類與臺灣現行推動模式

屍體器官捐贈的來源主要分為腦死器官捐贈（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，DBD）與DCD兩類。相較於較為常見的DBD，臺灣發展DCD主要是為應對長期以來器官捐贈來源不足的困境，DBD係於判定腦死後，利用藥物與儀器維持捐贈者的心跳與血壓以保護器官功能，而DCD則是針對無法進行腦死判定的病人，在循環停止並宣告死亡後才進行器官摘取。根據馬斯垂克分類（Maastricht Classification），DCD可分為四類，其中第一類（Type I）「發現時已心跳停止（found dead）」及第二類（Type II）「目睹其心跳停止（witnessed cardiac arrest）」屬於不可控之死亡，分類上屬非控制下（uncontrolled DCD）之捐贈類型；而第三類（Type III）「撤除維生醫療（withdrawal of life-sustaining therapy）」及第四類（Type IV）「維生中腦死病人心跳停止（cardiac arrest while life-brain dead）」則是控制下（controlled DCD）之捐贈類型，目前臺灣開放執行Type III及Type IV，並以Type III為主要推動模式，此類型係指病人在末期疾病或不可逆重症情況下，經醫療團隊與家屬充分溝通後決定撤除維生醫療，並於預期死亡發生後進行器官捐贈，其死亡歷程與捐贈流程較具可預測性與可控性，亦為國際間推動DCD最主要的模式。

參、DCD執行流程中的倫理原則與技術挑戰

實務上病人須先經兩位專科醫師評估，確認為不可治癒之末期病人，且死亡於近期內已無法避免，在此基礎上，若病人本人或家屬表達捐贈意願，醫療團隊始得依照程序規劃撤除維生設備，並進入後續捐贈流程。由於DCD涉及生命末期醫療決策與器官捐贈之雙重倫理議題，撤除維生醫療之決定必須以病人最佳利益為考量，不應受到器官取得需求影響，確保終止維生醫療與器官捐贈決策之獨立性，避免利益衝突，並維護社會大眾對器官捐贈制度之信賴。

其中，最具倫理意義的關鍵環節為心跳停止後的觀察期（No-touch Period），當病人循環與呼吸功能停止後，醫療團隊須等待一段預定時間，期間不得進行任何可能恢復循環功能之處置。現今多數國家參考美國醫學研究院（Institute of medicine）建議，將觀察期訂為5分鐘，目的在於確認病人循環與呼吸功能已持續停止，且不會自行恢復，而為死亡之宣告。該程序係基於死亡捐贈者原則（dead donor rule），即確保器官摘取必須發生於病人死亡之後，且捐贈者的死亡非因器官摘取行為造成，透過明確且可驗證的死亡判定程序，維護病人尊嚴與自主權，同時為器官捐贈制度建立重要之倫理正當性基礎。醫學研究指出，自發性循環恢復通常發生於循環停止後極短時間內，超過數十秒至數分鐘後再度自行恢復的可能性極低，因此多數國家採取5分鐘觀察期作為死亡判定標準，已屬極為慎重且合乎法律與倫理的選擇。

除了確保死亡判定符合倫理與法律原則外，技術上的挑戰始終是DCD能否成功的關鍵，其中最核心的要素為溫缺血時間（warm ischemia time，WIT）的控制。不同於DBD於器官摘取前仍可透過維生系統維持循環功能，DCD捐贈者於循環停止後，器官即逐漸進入缺氧與缺血狀態，進而影響移植後器官功能及受贈者預後。溫缺血時間越長，器官損傷程度越高，且不同器官對缺血的耐受程度亦有所差異，例如肝臟對缺血時間較為敏感，耐受時間為45分鐘之內，肺臟及腎臟則具有較高的耐受性，可達1至2小時。因此，完成死亡宣告後，移植團隊必須於最短時間內完成器官摘取、灌流與保存程序，以降低缺血性損傷並提升移植成功率。

肆、DCD實務案例與國際發展經驗

徐副院長進一步分享臺大醫院實際執行DCD之經驗。個案為一名37歲男性病人，原規劃進行DBD，但在手術室進行器官摘取準備過程中突發心跳停止，經急救仍無法恢復自主循環功能，醫療團隊即按既定流程迅速轉換為Type IV的DCD程序，為使器官維持灌流，透過手動心臟按摩促進血液循環，使肝素（Heparin）得以分布至全身，並在法定5分鐘觀察期後進行器官摘取，最終成功完成肺臟與肝臟捐贈，受贈者術後恢復情形良好。此案例顯示，完善的DCD作業流程與跨專業團隊間的協調合作，不僅可確保死亡判定與器官捐贈程序之合法性與倫理正當性，亦能在突發臨床情境中提升器官可用性與捐贈成功率。

在技術發展方面，國際間對DCD的研究已逐步延伸至器官維護與功能評估等更進階領域，其中，英國發展出常溫區域灌注（Normothermic Regional Perfusion，NRP）技術，在病人死亡宣告後，先阻斷其腦部血流，再透過體外循環系統（如 ECMO）對腹腔或胸腹腔器官進行常溫區域灌流，以減少缺血性損傷並提升器官利用率。然而，此項技術引發許多倫理爭議，主要聚焦於NRP執行過程中如何永久性阻斷腦循環，以確保死亡判定之不可逆性。

英國推動DCD心臟移植前，歷經多年動物實驗與臨床研究累積，並透過持續的專業討論與社會溝通，逐步建立制度基礎與公眾信任，目前DCD捐贈量已占全體捐贈的40%，成為重要的器官來源，顯示在完善法規與社會共識支持下，推行DCD具有相當發展潛力。

伍、結語：臺灣DCD發展之挑戰與展望

雖然目前國內已有多家醫療機構累積DCD執行經驗，但在法律規範、社會認知及醫療實務層面仍面臨諸多挑戰，如何建立更明確的死亡判定與捐贈程序規範，是未來制度發展的重要課題。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主推廣中心刻正研修相關指引，期降低第一線醫療人員之法律疑慮。

隨著器官保存技術及移植醫學持續進步，未來如DCD心臟移植等新興技術之導入，仍應建立在嚴謹的科學證據、臨床研究及倫理審查基礎之上，並落實法規遵循及充分社會對話取得共識，相較於追求技術突破，更重要的是確保制度運作具備透明性、公正性與社會可接受性。

徐副院長強調，DCD制度的推動不僅是增加器官來源的策略，更牽涉死亡判定、病人自主、末期照護及社會信任等多重倫理議題，唯有透過持續的倫理對話、制度精進及社會溝通，方能在擴大器官捐贈機會的同時，維護生命末期照護品質與社會大眾對器官捐贈制度的信任，使病人於生命終點所展現的捐贈意願得以在合法、合乎倫理且受尊重的框架下實現，為等待移植的病人帶來新的生命契機。

（感謝講師授權記錄演講內容與季刊刊載，其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歸屬講師本人。）

DOI: 10.30276/NTUHECQ.202606_(10).001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