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西元年份 | 2026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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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出刊月份 | 6月 |
| 季刊期別 | 10 |
| 文章標題 | 器官捐贈協調師角色責任之倫理反思 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Organ Procurement Coordinators |
| 文章內文 |
器官捐贈協調師角色責任之倫理反思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Organ Procurement Coordinators
文 / 臺大醫院器官勸募暨移植中心 蘇家輝、周迺寬
PDF下載網址：https://pse.is/9ayqx8 壹、悲傷情境中的器捐決策與自主性醫學倫理的四大原則為：尊重自主（Respect for Autonomy）、行善（Beneficence）、不傷害（Nonmaleficence）與公平正義（Justice）。而在臨床勸募實務過程中，倫理爭議是呈現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。器官捐贈協調師需要面對悲傷的家屬，與醫療上的高度情緒張力及時間壓迫，使得「如何協助推進決策」本身成為一個需要被審視的問題。 2020年曾有一則社會矚目的新聞事件，一名警察因公腦死殉職，其父母在極度悲傷之餘，最終仍同意進行器官捐贈，此事件引發高度媒體關注與社會輿論，並被製播成新聞影片公開播放，各界紛紛讚揚遺愛人間的善舉。然而，在2023年的新聞追蹤報導，發現該名警員的父母長期陷於喪子之悲傷與情緒困擾之中，彷彿一具套在心靈上無法卸下的枷鎖，至今仍走不出陰影[1]。此類臨床情境引發值得深思的倫理問題：當家屬處於強烈悲痛、社會輿論關注與醫療溝通交織的脈絡中，其所做出的器捐決策，是否仍可被視為充分自主的選擇？器捐協調師身在家屬與醫療團隊之間，又該如何完整解釋各種資訊，守住倫理底線？
貳、器官勸募的歷史發展1936年人類完成首例活體腎臟移植手術，至此開啟器官移植的醫學新篇章，因器官需求日益增加，供體來源也由活體親屬捐贈，逐漸轉向已故之大愛捐贈者。初期以心跳停止作為死亡判定之標準，1968年因醫學觀念發展，由哈佛醫學院率先提出腦死定義：即為包括腦幹在內的全腦功能不可逆損傷，並推動腦死概念入法[2]。發展至今，腦死判定已成為我國除心跳停止死亡外，器官捐贈主要來源之死亡判定方式。 1960至1970年代，隨著美國器官移植手術發展漸趨成熟，相關專業由單一醫療行為發展為跨領域分工，進而催生器官勸募組織(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, OPO)。而本院於1988年設立我國首位專職移植協調師，又於2005年配合政府器官勸募網絡政策，為拓展大愛器官捐贈來源而設立「器官捐贈小組」，至此本院將「器官移植」與「器官捐贈」區分為兩個獨立行政單位[3]，而器官勸募協調師便由此而生，依據本院器官勸募小組前置作業細則、器官勸募(OPO)團隊工作職責等規章開展業務，推動大愛器官捐贈之風氣及來源。
參、器官勸募實務中的倫理衝突器官捐贈與一般醫療決策最大的不同，在於其主要受益者常非醫療決策者本身，而是正在等待移植的第三方病人。從職務上來詮釋器捐協調師的角色，可發現協調師並非價值中立的資訊傳遞者。其角色責任肩負推動器官捐贈的制度性任務，因此在會談過程中，協調師透過會談的語氣、提問方式、情境安排，或是強調捐贈所帶來的利他價值，例如「延續生命」或「幫助他人重生」為主軸，核心理念為善行原則，然而，在家屬處於高度情緒脆弱與決策時間壓力的情境下，這些溝通方式可能在無形中影響其判斷，凸顯促進捐贈與維護決策自主之間的核心倫理衝突。 另一方面，若是僅從完全避免干預決策的角度出發，轉而採取克制或被動的態度，將可能矯枉過正導致另一種倫理風險。意即協調師因採取以「不造成壓力」為前提的保守或低介入決策態度，而未能適當主動開啟對話，可能使原本可能有意願或尚未充分了解器捐選項的家屬錯失機會。此種「消極不作為」可能在事後讓家屬產生「決策遺憾」。換言之，不作為本身亦是一種具有負面效應的選擇。 特別在會談過程中的資訊呈現方式亦可能影響決策結果。從醫療專業的立場而言，提供完整且透明的資訊事關重要。以喪葬補助費為例，出發點為尊重家屬知情權。然而，當家屬尚未明確表達捐贈意願前即主動提出時，此種帶有現實利益的資訊，可能讓原本中立的訊息，被導向為一種「鼓勵」甚至「交換」。一部分家屬可能因此產生被冒犯之感，認為其動機被簡化為經濟考量，進而削弱器官捐贈作為利他行為的道德意義；另一方面，亦可能使部分家屬將補助費納入決策考量，形成潛在的經濟誘因。此種情境顯示，補助制度的資訊揭露，可能在無意中轉化為一種決策框架，產生受外部引導的決策[4]。然而，這並不代表喪葬補助資訊不應被提供，而是凸顯其在揭露時機與語境安排上的高度倫理重要性。
肆、結論與建議器官勸募並非單純的資訊傳遞或價值倡議，而是在生死間高度倫理化的專業展現，其價值不僅體現在提升捐贈數量或同意率，而在於維持決策過程的倫理完整性，確保每一次會談後的同意，都是來自於充分理解與尊重的決策過程。在制度期待與臨床現實交織的場合中，倫理壓力並非僅存在於家屬端，而是整體制度共同承擔之結果，唯有透過對「勸募推進力道」的持續反思與節制，方能確保每一項同意，皆為在尊重與理解之中形成的選擇，而非壓力與引導下的結果。 因此，有必要反思：高捐贈率或高同意率是否等同於高倫理品質？若決策形成於高度悲傷與脆弱情境中，即使最終結果符合行善原則，其正當性仍有待進一步檢視。這也提醒我們，對器官捐贈制度的倫理評估，不應僅止於捐贈結果，而應納入評估現行器官勸募流程，特別是對於決策形成過程中自主性的保障程度。 本文認為器捐協調師應採取「有節制的主動」。即為在制度下促進行善責任的同時，保持反思與節制。華人的傳統文化中，醫療決策權並非由單獨個體可進行自主判斷，常是在家庭關係、情感責任等文化脈絡下，由整體家庭成員於悲傷情境中集體討論後的結果[5]。因此協調師再勸募會談策略上建議「先同理→再說明→再去連結」，開頭以「探索性提問」取代「說服性陳述」，例如引導家屬間回顧潛在捐贈者對生命的價值詮釋與助人意願，再依照不同的情境脈絡，於會談中後期漸進完整提供關於捐贈的資訊，尤其提及醫療補助費用須更為謹慎，在表達時應審慎區分「捐贈行為」與「金錢支持」的因果關係，倫理問題不在於補助的存在，而在於其出現的時機、呈現的方式，以及家屬心中如何加以詮釋。或許更重要的是，如何確保每一次的器捐選擇，皆在不被形塑與過度推動下自然形成，才能協助捐贈者完成遺愛人間的心願，並促進家屬於悲喪經驗中的調適。
伍、參考文獻
(回第10期報頁) DOI: 10.30276/NTUHECQ.202606_(10).0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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